通过《时运变迁》，认识当今中国

文 | 于杰　　海银（北京）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模式”、“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以及眼下的“要不要换一点美元？”，是不同时段、各个阶层的热门话题，体现了中国居民的雄心和焦虑。　　回顾“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史、国际货币史，可以发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和位置，为理解前述问题提供一个客观的角度。作为当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参与者和主要设计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著了《时运变迁》一书，以他们的亲身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真实记录，这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很有启发。对思考中国经济模式、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同样很有帮助。　　全球化和失衡　　对比“二战”之后西德、日本的发展轨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路径并无特殊可言，均得益于全球化，利用各自低成本优势，尽可能多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快速完成国内积累、增加美元储备，跻身全球重要经济体行列，同时提升本国货币地位。所不同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战后70多年的时间里，其始终担任最大出口目的地市场的角色。这一“起点即为失衡”的模式，是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　　“二战”以来的全球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始，美国带领西方特别是西德、日本实现经济复苏、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加入WTO。在第一阶段，西方大国通过协调、谈判，形成全球化的规则，并在冷战后推行于全世界；第二阶段，是新加入者遵守规则、享受红利并做贡献的时期。加入WTO之后的中国是后一阶段的优秀典范。　　行天丰雄在《时运变迁》里详细记录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腾飞模式：汇率长时间低估并盯住美元、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海外资金支持、积累美元储备、努力向美国出口、出口产品结构从纺织品向机械产品调整、限制进口……日本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最先受益者，随之成为后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经济体的模本。全球产业链在此过程中不断调整，并逐渐固化了各经济体间的分工。　　在战后七十年的时间里，无论追赶的国家经济表现如何，作为全球最大商品进口国和最大顺差来源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居民的信用消费。技术创新有其内在的时间周期，以数十年计。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借助于信息技术，快速实现追赶，企业获取新技术的时间，可以以分钟甚至秒计。短期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也属正常。这让全世界的科技创新显得滞后，给美国及所有创新引领国家带来了压力。　　由此，全球化过程中，失衡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各经济体是在持续的失衡中，寻找均衡，这个寻找过程，就是摩擦、争端。摩擦起于贸易，贸易影响货币，货币再逆向影响贸易。解决争端的过程，需要妥协。战后七十年，全球化经历了三次严重失衡：第一次是到1971年，西方最终放弃了黄金－美元本位的固定汇率制；第二次是到1985年，市场经济国家的失衡达到二战后的最严重状态，“广场协议”随之达成；第三次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于全球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无限地扩大，在没有经济体能够且愿意与美国共同承担主要逆差大国角色的情况下，当下的全球化显然超出了美国的能力边界。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的引领，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可能进一步加剧失衡，酝酿更严重的危机。因此，无论是选择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区还是更苛刻的双边贸易协议安排，美国都将会对现有的失衡进行调整。这种安排在拉动目标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美国资本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再者，从人口、经济体数量以及规则方面，美国的控制力更强。而没有一个如美国一样的长期逆差国，任何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都将是纸上约定。　　美元体系和挑战　　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讨论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确立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会议同时明确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对价，即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这是个市场价格，同时也缘于美国的承诺：根据IMF成员国的要求，可随时将后者手里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有见“（绿）票”即付黄金的意思。黄金－美元本位制随之确立。这是过去近70年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外国官方美元储备的增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间接绑定黄金的固定汇率体制——就显露了出来，其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在美国引领、其他经济体追赶的格局下，全球贸易和货币事务上始终存在着分歧，并表现为国家间政策差异和争端。美国期望贸易平衡、市场决定汇率；其他经济体希望本国贸易顺差、汇率能够保持区间稳定。19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走向浮动汇率制时的博弈，是这一分歧的一次全面体现，并最终导致西方大国第一次以政府间协调干预汇率的方式形成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是过去70年国际货币史上绕不开的话题。两位作者分别作为美、日双方谈判官员参与了1985年的广场会议。本书可能是国内出版物中关于这一问题最权威的记录。就中国国内近期讨论的“G20上海协议”、“新广场协议”等话题，笔者今年几次拜访两位作者时专门请教了他们。两位专家均直接否定了广场协议是美国阴谋一说，同时明确表示不存在“新广场协议”的可能。除了他们对欧洲、美国形势的分析，《时运变迁》里美、欧、日几方在30年前的关系和世界格局，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两位作者同时以参与者的经历告诉世界，美国对欧洲融合、欧洲货币体系持支持态度，不存在打压的意图和行为。除了政治考虑之外，经济因素同样非常重要。美国希望欧洲（特别是西德／马克，当然也有同期的日本／日元），能够分担美国／美元的责任，不要始终作为顺差国／弱势货币。　　二、美国的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就达到了历史顶峰，这是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不是美国单方有意、有能力为之的。因此，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要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并不确切。一方面，当时的美元地位不需要通过协议的形式来确定；另外，任何货币的国际地位都不可能通过协议确定；任何协议也确定不了任何货币的国际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视为全球货币体系从金（汇兑）本位的固定汇率到信用货币的浮动汇率体制的过渡，原因是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国家对黄金和信用纸币的信心变化。纸币信用背景之下，只要市场接受，储备货币发行国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逆差（央行印钞、消费者透支）。过去70年间，美国经济和美元最严重的危机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即使在当时，及20世纪80年代初因阿富汗战争、美国恶性通胀导致的黄金兑美元价格暴涨时，萦绕着“去美元化”的呼声和预期、美元将崩溃的预言，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全球走向信用货币的方向没有逆转，美元的国际地位没有被撼动，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　　仅从货币的角度，当下的美元不需要黄金等贵金属背书（所谓石油为美元之锚的说法，更是臆测），完全依赖于美国政府信用，美国因此是过去200年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政府、商业行为选择美元，不是美国政府、军方或美联储的强迫行为，也不是后者有意为之。一国居民放弃本币争抢美元资产，是对本国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给美国投了信任票，而黄金则可视为对美国国力和信用的对冲投资品。作为目前信用货币的全球轴心，美元的信用不会受美联储加息与否等货币政策影响。　　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事实上的美元本位。美元本位、一种货币独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繁荣了贸易、加速了全球化，同时便利了金融业的繁荣，促进了衍生品交易，助长了泡沫。如两位作者在20年前就提出的反思，这种格局，甚至现行的浮动汇率，是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可以持续多久？这仍需要探索，需要各经济体间坦诚合作。　　中国和人民币　　一、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根本原因是参与了全球化。自身纵向比较，只是证明了此前那种“自给自足、自力更生”模式的无效。招商引资、出口创汇、产品升级、汇率盯住美元.....与历史上日本政策的差别只在叫法上。全球化红利，改变了中国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使得国内通过利用债务扩大产能、提高资产价格成为可能，经济增长便水到渠成。没有国际市场消化那些产能，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的结果将只会是产能过剩，一如1992-1995年间和当下的形势。但也是因为劳动力庞大，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国短期内聚集的产能，超出了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市场极限，全球失衡加速逼近极限。　　无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对全球化的态度如何，中国的全球化红利没有了多少增长空间：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出口额在全球总出口额中的比重超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出口国达到过的最高点。失衡、贸易战之外，其他经济体会增加对中国的限制政策。　　没有海外市场对产能的消化，外贸增长幅度停滞（更不要说下降）、趋势逆转，中国的增长模式就被打断。眼下的经济困境，正是这种模式无法持续的现实反映，资产价格和汇率都面临难以支撑的压力。而巨额债务显然是最大的问题。沃尔克先生在《时运变迁》里，详细记录了他主导处理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经历。那些任何看似创新的工具、手段，最后都是无果而终。问题的解决，也只是债权人认赔出局。他本人也表达了对中国债务问题的担忧。　　没有了全球化带来的增长红利，其他增长模式的路径选择空间更小。“结构化改革”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套话，说易行难。因此，中国经济总量要赶超美国并不容易，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上贬值轨道，那难度就更大了。1995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占到美国的70%（至今未打破的纪录），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日元对美元汇率历史性地升值到80以内。而今，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一比例已经降低到了23%左右。　　二、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机制是管理有余、浮动不足，实质上更接近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2-2012年间，因为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等因素，人民币面临的是升值压力。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化，汇率如不随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后续的压力就会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　　汇率是货币间的价格。1973年西方经济体实行浮动汇率以来，全球汇率市场波动的历史表明，市场是决定汇率的主要力量，如果不是唯一力量的话。政府只是市场参与者之一（如果政府参与干预），并不能左右和改变汇率趋势。1985年广场协议期间，参与干预各方投入资金低于预期却事半功倍，只是因为顺应了市场走势。后来的卢浮宫协议前后，参与国政府投入的干预资金远超过广场协议时的规模，效果却适得其反，美国、日本最终只能听任日元升值。　　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化、得益于沃尔克参与建立的美元体系。比照美元成为全球关键货币的历史，行天丰雄在为本书新完成的一章内容里，提出了人民币成为全球关键货币的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条件对中国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战。同样参照这些条件，美元的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超主权货币概念，也将仅仅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