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内外市场看空人民币的情绪再度升温。在不少人士看来,G20杭州峰会结束了,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将在10月1日生效,“汇率维稳”的必要性有所降低,中国央行可能放任甚至主动让人民币贬值。此次贬值预期虽不及去年末和今年初强烈,但亦须严肃对待,它事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关乎金融稳定,关乎国际收支平衡。 过去一年多来,人民币汇率呈现出易受短期情绪或外部事件冲击而频繁波动的新特征。2015年“8·11”汇改打开了人民币贬值的“泄洪口”。截至目前,人民币对美元已贬值约9.5%,但贬值预期仍未打破。企业和居民等微观主体担心资产贬值,货币当局则担心资产重新配置导致资本流出和外汇储备下降。 决策层和央行负责人多次强调,人民币没有持续大幅贬值的基础。确实,认为中国会主动让人民币大幅贬值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此举对中国弊大于利,对出口的提振作用有限,却可能刺激更多资本外流。再者,人民币如欲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需要汇率形成机制透明可预期,且水平保持相对稳定。 人民币贬值预期挥之不去,乃是国内国际多重因素所致。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本面派生的。就国内经济而言,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GDP增幅从2010年的两位数降至今年上半年的6.7%。企业盈利恶化、债务高企,银行坏账攀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境内外部分人士对中国经济前景不无悲观。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能否推动实质性改革以应对上述困境,投资者普遍心存疑虑。国际背景则是美元处于上升周期,人民币相对美元确实面临被动贬值的压力。 汇率问题虽重大复杂,但总归是不同经济体货币的比价。长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取决于中国同其他经济体增长的生产率对比,且是动态变化的。要打破人民币贬值预期,需要中国主动作为,提高经济实力,又要使汇率更加市场化,灵敏真实地反映不同经济体之间相对力量的变化,避免产生扭曲。 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趋势性下台阶不可避免,以刺激政策勉强支撑经济增速日益力不从心。同时,结构性改革仍有极大空间。近年来,重大领域改革相对滞后、宏观调控政策左支右绌,主要顾虑即为经济增速。去产能、去杠杆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解决经济中累积已久的痼疾,却很难立竿见影般带来短期增长,甚至可能暂时有所拖累;而为了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十三五”期间设定的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政策选择必须在总量需求扩张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寻求平衡,在某些时点“促改革”甚至让位于“稳增长”。近日有专家建议将“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目标定为“6.5%左右”,并强调其为预期性和指导性的,而非约束性的,允许有上下1个百分点的波动。我们认为这一建议切实可行。如获采纳,它将减弱增长目标对改革的掣肘,有利于大力推动国企、土地、户籍等关键领域改革,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进而有效扭转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 某些人士一再倡导把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到位。且不说无人知道何为“到位”,从2005年7月汇改和去年的“8·11”汇改的情况看,此举并不能打破单边走向预期,反而可能强化既有预期。还需要考虑,中国实体经济部门、金融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能否承受这种“汇率地震”。近来“地王”频出、债市火爆,“加杠杆”似成燎原之势,若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由此造成的流动性冲击可能会滋生恐慌。打破贬值预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坚定地完善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同时,须伴之以央行发出坚定改革的可信信号。 汇改目标早在2005年已经确定,即“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的理想状态有三个特点:一是中间价完全由市场决定;二是取消汇率每日波动区间限制,即使保留波动区间也相当大;三是央行在外汇市场退出常态化干预,仅在汇率波动可能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或带来系统性风险时,才出手干预。走向这一终极目标,过程惊险而富有挑战,可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安排,以实现平稳过渡。2015年12月,央行推出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引导人民币汇率的重心从美元转向一篮子货币,这既能更加真实地反映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和货币的多样性,也能使汇率管理更为灵活。 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使得人民币贬值压力暂缓。然而,美元走强趋势难以改变。当前,中国货币当局应该扎实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把定价权更多交给市场。在汇率频繁双向波动的新常态中,顺势打破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
打破人民币单边贬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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