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智库：如何改善地方经济的金融环境？

最近有媒体报道，在2016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中，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重庆、成都、杭州进入了“3万亿俱乐部”，成为中国实力最强的8大城市。这里说的3万亿，不是指GDP规模，而是指“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也可以简称为一个城市的“资金总量”。天津、南京、苏州、武汉等四个城市则处于“2万亿俱乐部”。此外，西安、郑州、宁波……东莞等12个城市则处于“1万亿俱乐部”之列。　　从地方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资源来说，存款余额所代表的“资金总量”的重要性不输于GDP、财政收入等关键指标。“资金总量”不仅是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结果，也是未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基础。　　不过，存款余额规模与地方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安邦智库（ANBOUND）在不少地方调研时都看到，当地银行的贷存比过低，部分地区甚至不到50%。这意味着，当地银行存款资金的一大半没有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很可能被银行“挪用”到了其他地区，或者因为经济低迷导致大量存款被“窝”在银行里。地方经济发展往往需要争夺金融资源，过大的资金流失显然对于流出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利；相反，如果能从其他地区吸引金融资源，吸入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大大受益。当然，银行间接融资只是社会融资总量的一部分，银行信贷之外的社会资本供应和各种直接融资方式，也是重要的融资渠道。不过直接融资渠道并不足以改变国内的融资结构。　　从面上看，这是地方金融资源（银行存款）与地方经济的匹配出了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融资源不能匹配到地方经济中呢？从各地的情况来看，我们大致总结有三个层面的原因：　　一是融资供应方的问题。国内银行现有的经营模式中，信贷审批权限和风险控制通常逐级设定，在一级法人制度下，总行对于基层分支行的控制往往很严，常常忽视地区经济差异，而采取僵化的“一刀切”做法。在经济低迷、坏账管理趋严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风险控制方面都在上收权力，基层银行在信贷政策上几乎没有什么政策弹性。此外，传统的抵押文化和担保文化也限制了银行扩大信贷的空间，信用贷款一般只会放给大型国企，而不会青睐中小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市场和渠道的缺乏，也是抑制地方经济融资的重要原因。股市、债市、信托投资、理财产品、银政合作、BT等多种非银行融资渠道虽然日趋丰富，但这些融资方式对于地方经济和企业规模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些要求来自市场，另一些要求则来自政策监管。说白了，在金融业不发育的大多数地方，中小企业仍然很难享受到直接融资和社会资本的青睐。　　二是融资需求方的问题。大型国企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融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小民营企业。由于中小民营企业在可抵押资产、经营管理的规范程度、真实信息披露等方面，都不能让银行方面信服，因此它们获得银行融资的渠道并不畅通。这往往表现为现有银行管理模式下的“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所谓有效信贷需求，是指符合宏观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符合银行对行业景气判断、企业自身经营水平、资产负债状况、现金流等准入条件的需求。说白了，地方缺少足够多的符合银行要求的“好企业”。客观来看，这种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因于银行，作为以市场化方式运行的金融企业，银行也必须对股东负责。大量企业需要融资，但融资难、融资贵又会恶化企业体质，这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　　三是中介服务方的问题。中介服务方是指能够在银行（或其他融资者）与企业之间，能够提供增信、信息沟通、担保等中介服务，帮助企业获得融资、润滑金融资源配置的服务机构，它们可能是政府、行业协会、社会担保组织，也可能是由民营企业组成的财团。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很多时候由于缺乏类似的中介服务方，往往由企业来承担了增信角色（如企业担保），结果造成“担保链”的局部系统风险问题。　　要指出的是，当前国内市场出现了明显的资本过剩，融资困难与流动性浮滥简直就是一对颇具讽刺的矛盾，尤其是社会资本大量涌动，热衷于参与各类资产交易（如股市、房地产），却很难进入各地嗷嗷待哺地方实体经济。这典型地反映出国内金融资源配置市场扭曲的一面。从上面的分析来看，解决普遍存在的融资困难问题没有一招鲜的特效药，需要针对各种情况来系统解决。一是允许商业银行加大政策弹性，出台更多因地制宜的信贷政策；二是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融资领域，提供融资服务；三是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政策上鼓励金融创新，包括机制创新和产品创新；四是做大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要发展债券市场；五是鼓励企业发展成财团，通过财团来发挥产业组织、金融资源融通、增信等作用，有效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六是政府应出资、出政策、出信用，提供必要的融资中介服务，同时维护地方的信用环境。　　改善地方经济的金融环境是一盘复杂的棋，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必须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从系统的思路来找到解决的办法，从而有效改善地方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供给，这对于刚刚呈现回暖趋势的中国经济来说极为重要！